成人肥胖率为16.4%，超重率达34.3%，即1/2的人超重、肥胖；6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肥胖率达到7.9%，超重率达11.1%；预计到2030年，我国归因于超重和肥胖的医疗费用将达4180亿元，约占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的21.5%……
近日，由中国疾控中心（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上海君石生命科学研究院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肥胖预防控制科学大会在京举行。大会发布和交流的上述数据，揭示了我国肥胖流行的严峻趋势，并提示由此带来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对此，与会科学家指出，高度重视、认真分析与肥胖防控相关的诸多“不同”，将有助于走出一条科学、稳健的解题之路。
模式不同，则效果不同
“减肥的手段有很多。相较于近两年爆火的‘减肥针’、代谢手术，很多人青睐于用更加基础、熟悉的手段，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特别是平衡膳食营养的方式实现目标。”会上，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刘刚教授指出，目前比较流行的膳食模式，仍存在很多争议。比如，大家熟悉的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模式、低脂膳食模式、限时饮食模式（如“过午不食”）、地中海饮食以及江南饮食等，到底哪些对减重有效、效果如何，还需要更多科学研究加以验证。
刘刚表示，他带领团队开展的一项研究，向此迈出了小小一步。该研究对健康低碳水化合物膳食模式和限时饮食模式进行了随机对照干预试验。结果显示，在限制25%能量之后，与不限时的健康型低碳水化合物膳食相比，叠加限时（上午7时30分到下午5时30分）饮食干预有额外的减重效果。
“根据目前已有的88项研究和283项关联分析，在剔除基因因素后观察环境交互因素，发现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仍在肥胖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疾控中心（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主任（院长）王健伟研究员指出，包括我国科研人员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在内，多个研究在探讨低脂和低碳水化合物膳食模式时发现，两者区别不大。所有通过低脂、低碳水化合物等合理控制宏量营养素的膳食模式，都可带来中等幅度的减重效果。但不管是哪一种，落脚点都是控制能量与保证膳食质量。另外，健康体重管理还要考虑到睡眠、压力及心理等行为因素。研究显示，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肥胖风险可能增加约38%。有证据支持，压力和抑郁也会引起肥胖。
“要促进科学研究、可靠证据、实践经验和政策需求有效衔接，特别是推动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公众行动，以科学支撑肥胖防控工作走深走实。”大会执行主席、中国疾控中心（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主任（副院长）施小明研究员说。
特点不同，则策略不同
“我们开设的减重门诊，起初运作起来特别像流水线。每个人来了以后都先进行统一的评估，然后减重门诊提供统一的营养方案和运动方案，督促他们去执行。但随后我们发现，在这样的模式中，很多人真的减不下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冯雪教授谈到，“我们意识到，每个人来减肥的核心矛盾点不一样、并发症不同，所以对待每个人的切入点应各不相同，在方法学层面也应不同。由此，我们开始系统地认识肥胖。”
冯雪谈到，体重管理依然是围绕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动、动多少，目标是什么，何时复诊及调整。“但我们做了一件关键的事，就是将其标准化，在此基础上再个性化。”她介绍，在该中心减重门诊，接诊的第一步是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包括病史、用药、膳食行为、运动能力、心理睡眠等，以此识别患者肥胖的诱因及其合并的危险因素等，进行疾病风险和运动风险分层。然后，根据该中心建立的包含1000多条不同行为方式的处方库，针对不同人群实施差异化管理，为患者开具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处方——这个处方必须结合患者的生活场景、可执行。冯雪举例说，如果患者非常爱吃糖油混合食物，每天早上都要吃油条、油饼等，那减重的起点不是“戒掉”，而是降低吃油炸食品的频率，从“吃少一点”逐步过渡到“可持续替换”。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慎重对待减重目标。尽管每名患者的目标都是减到理想体重，但不可能每个人的理想体重就是当下的目标。”冯雪表示，为患者设定减重目标时，通常采取渐进式计划，“我们会告诉患者，如果刚开始目标定得太高，反弹是必然的。甚至有些人减得太快，我们还要把他拉回来，这是临床中非常重要的经验”。
会上，不少专家结合减重门诊的临床工作提到，对于医生来说，减重的技术含量正在不断提高。这不但表现在相关治疗方案越来越丰富、精准，还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和医工结合成果已融入其中。
冯雪介绍，她所在的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已经基于目前全球最大体量、最先进的营养数据，构建了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式个性化营养处方工具。下一步，还将引入多种可穿戴设备，助力科学、可持续体重管理。
年龄不同，则重点不同
在大会主旨报告环节，王健伟指出，肥胖防控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要结合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不同生理特点，对症下药。
“肥胖风险是在生命全过程中逐步累积的，从孕前期一直到老年期都存在。”王健伟分析，如果父母超重或肥胖、有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加上遗传易感性，可能产生代际传递；如果母亲孕期增重过多或营养不良，出现妊娠期糖尿病等问题，可能导致胎儿肥胖。早产、巨大儿、非母乳喂养以及高糖高脂食品摄入等，都是婴幼儿期肥胖的重要危险因素；儿童青少年期的身体活动不足、不健康饮食以及含糖饮料摄入过多，是关键风险因素；成年人每天久坐、压力大、睡眠不足等，容易出现“压力肥”；代谢降低、机能下降等，会成为老年人肥胖的危险因素。
王健伟特别提到，要重点关注儿童青少年肥胖。数据显示，除了7至18岁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持续上升，低龄儿童的肥胖问题也不容小觑。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肥胖率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该年龄段理想的超重肥胖率应是不超过2.5%，我们的目标是守住5%这条红线，但目前数据显示仍在10%左右。”他呼吁，将肥胖防控关口前移，从生命早期抓起，做到抓早抓小，“这需要学校、家庭、环境等多方面协同，以实现干预效果最大化”。
王健伟强调，老年群体机体代谢能力下降，视觉、味觉等感官反应迟钝，肌肉量衰减，机体功能状态显著减退，营养不良的风险也随之增加，所以对老年人的健康和肥胖管理，不能和年轻人一样。
“老年人体重异常具有独特的生物学特性，肌少症与内脏脂肪堆积往往并存，单纯测算身体质量指数（BMI）可能无法区分脂肪和肌肉，这一阶段需要综合评估BMI、腰围、肌肉量和功能状态等，以便更全面地预测老年阶段体重异常风险。”王健伟结合相关研究结果指出，老年人并不是越瘦越好，“微胖腰细”的体形更为理想。老年人宜保持体重稳定，避免较大幅度体重增减，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开展肌肉力量锻炼和平衡能力练习。
“从体重到健康，从个体到人群，从干预到环境，从证据到行动，肥胖防控需要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社会共同参与。”王健伟总结道。
“肥胖是众多慢性病的独立危险因素，防控工作应从公共卫生视角推进精准体重管理，强化科学证据支撑，突出重点人群、全生命周期和生活方式干预，充分发挥疾控系统作用，探索科学、有效、可持续的体重管理模式。”大会主席、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研究员说。
